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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经学或诸子学重新成为理解问题的“视角” | 邓秉元

2019-09-09 14:18 weila

董成龙博士《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9年2月)一书,是近年所见讨论《史记》的著作中比较特别的一部。这部以历史探讨为径路的政治学研究,与政治思想史的旨趣显然是不同的。如果说政治思想史是对以往政治思想的重构,政治史学则是对历史中的政治思想作政治学的反思。前者意在与对象抽离并加以审视,后者则重在与对象的对话。这与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的某些变化也是相应的,中国传统学术正在逐渐恢复自身的话语系统,经学或诸子学不再只是“研究对象”,而是重新成为理解问题的“视角”。读了成龙此书,竟也勾起了我的一点兴味,对周秦楚汉的政事稍作探究。

作者 邓秉元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

本文首发于《文汇学人》,感谢“文汇学人”公众号授权转载

经学角度的理想政教

作为权力的不同形态,政治与教化本身都具有某种力量,也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教化意味。譬如传统所谓“扑作教刑”,所谓“出乎礼而入乎刑”,都是从政教相通角度着眼。西方文化亦然,尽管耶稣曾说过“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”,试图强调政治、教化两种律法的不同,但中世纪天主教与世俗政治的相互干预也是有目共睹。即便在近代以后完全强调政治与宗教分离的自由体制,对政令或法律的遵守,也同样具有教化的意义。但即便如此,政与教总还具有各自的边界,否则便是政教合一。

从经学角度而言,理想的政教都植根于天道。“君者,群也”,政治的功能便是“群”人,也就是使人合群。理想的政治因此便是人群的公共生活,具体民众则在群体之中得到保护和滋养。这个意义上的权力是合天的, 《尚书•泰誓》所谓: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。所以整体意义上的民其实是“君之所天”(参拙作《周易义疏•姤卦》),这也是孟子所谓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本来意义。

应该指出,具有普遍意义的君主权力或政治权力具有两个层次。首先是公共性的层次,即从合群意义上所理解的君,这一层次的君不以具体权力承担者的变化而转移,在上文而言,便是所谓“社稷”;其次则是私人性的层次,即从具体权力角度理解的君,在以往历史上总是表现为家族、组织甚至个人。政治的核心问题因此便是具体掌握治权的家族、组织或个人是否承担起为政职责的问题。孔子云: “政者,正也”,所谓正也就是“正己而物正”,这是具体政治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分野所在。当君主权力无以合群之时,便已自外于群体,因此也就不再成其为“君”,甚至因此被视作群的对立面,所谓“一夫纣”。于是便可以有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”(《周易•革卦》)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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